但 求 与 花 鸟 同 乐 ――对尹成花鸟画的另类解读
但求与花鸟同乐
——对尹成花鸟画的另类解读
田秉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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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成是我的“文友”。我在他的“画”之外，他在我的“文”之外。
人怕“见外”，“见外”就远了；而艺贵“见外”，“见外”才有清醒。
所以，厮守着这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外”的界域，我与尹成成了最无功利支撑、却是最有是非辩析的朋友。
孔子对于朋友，曾经依次提出了四“可”原则，即：“可与共学”，“可与适道”，“可与立”，“可与权”。孔子此语，或是对我与尹成友谊的鞭策。“可共学”、“可适道”、“可立”，都还好说，就是那个“权”字，因为易于被“修正”成“权变”或“权宜之计”等机会主义的东西，所以最难“可”到底。惟清醒于此，所以我们都还珍视原本的青涩且警戒后天的油滑。
相逢无客套，惟有说丹青。当尹成开诚布公地与我“衡文”的时候，我亦开诚布公地与他“衡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即便飘逸出几多茶香或酒香，我们的清醒与自信也未曾淡化。
在尹成的“宽斋”里，读他的新画，是我的一大快事。
捧着香茶，铺开画卷，花香鸟语遂借想象弥漫一室。
其大画，如《春姿终不污泥沙》、《花开时节》、《秋日出游图》等，多物华璀璨、气象浩然，有万花团簇、虫鸟自在之象；其小幅，如《露红烟紫不胜娇》、《古木春生》、《醉春》等，则多突显特写、别开生面，有花鸟通灵、幽香浮动之韵。总之，当画家一一打开他的新作时，即如打开一扇通往无名幽谷或有名园囿的门径——名花名草，每现新美；寻常鸟虫，皆有新姿；目随景迁，色与时化，信笔点染，皆成惊艳。
这时，我点头的时候居多，他摇头的时候居多。我点头，不是面谀，多数情况是从尹成的画作里发现了新的因子；他摇头，不是矜持，多数情况是对新构图、新笔法、新点染还不能满意：“画，是要拿给别人看的。一人作画，十、百、千人欣赏，其中的‘火眼金睛’能少吗？所以，画好了是‘献美’，画不好是‘献丑’啊！”
沉静下来，我理解并赞赏尹成对创作的“自我苛求”。天目开处，人妖现形；众口铄金，铅锡俱化。因而，愈是清醒的画者，愈会在推出新作品之前怀有恐惧之心。
心怀恐惧，复心怀向往，尹成痴痴于咫尺天地的鹰飞鱼跃、花开鸟翔。而他笔下的花与鸟，亦越发有生机，越发有灵韵，越发具有程式化的仿拟所永远达不到的高扬气象。问其志，则曰：“但求与花鸟同乐也！”
“与花鸟同乐”，这说法新鲜而富有人文色彩。
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曾经提出“与民同乐”的理想。那是儒家圣贤发之仁爱而对权力者的告诫。
“同乐”之说，谈何容易？
捕鸟者不能与鸟“同乐”，折花者不能与花“同乐”，固是明证；就一般人而言，谁又注意到花有花梦、鸟有鸟忧呢？尹成的奇绝，是他在于纸面上渲染花鸟之前的观察阶段，即力图打通人与花鸟的主客之界——观花则化身为花，观鸟则化身为鸟，涵泳其间，几乎忘却何者为花鸟、何者为我身。而当他真的进入创作时，便将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深层理解，一一以类乎“自叙”的表白，铺展为丹青之乐、丹青之舞。
这有些“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况味。不知蝶为幻、还是我为幻。
于是，原本带有“写生”韵味的创作，突然变成了主观的“抒情”；写“物”，则一变而为写“我”。故创作完毕，尹成每每如释重负，掷笔于案，浩然而叹：痛快！痛快！
我知道，这是一种灵魂飞度的角色转换。远远超出今人所说的“换位思考”。此后，那原本属于自然物种的花鸟，当其在尹成的画幅上转化为另一种存在形态，则花开更鲜艳、鸟鸣更悠扬；她们似乎在以新的生机和美艳来宣示自己的永恒存在。《古木春生》中的那只鹩哥，自在于山林、自鸣于山林，我知道她比城市中的蓝领、白领都要自由而幸福；《露红烟紫不胜娇》中的花与蝶，则以瞬间的依存，演绎着永恒的和谐。细细品味着尹成的画，我渐渐有所领悟：花鸟画或山水画创作，原本就是画家的生命投影或生命创世。当花鸟、山水被画家摄入画幅，这花鸟、山水即借着“人化”了的色、香呈现着固化的峥嵘。因而，这花鸟或山水的物象峥嵘，体现的是人的生命峥嵘；这花鸟或山水的艺术情韵，体现的是人的生活情韵。在这个层面上观画，则不论花鸟画、还是山水画，又都可以理解为是画家“精神”的“彩超”。
“观画”即是“观人”！
知此，绘画者能不慎乎？
因为昧此者众、知此者寡，所以不少人才敢于胡话（画）三千。
今天，尹成还不是中国画坛的“大家”，但却是中国画坛难得的“醒者”。最低的基线，是尹成守卫着做人的良知和审美的良知。先是不糊弄自己，再是不糊弄百姓，一笔一划，都是我写天地、我写花鸟、我写山水、我写我心……
于是，尹成表现了他在中国画坛的“个别”。我既欣赏他疏离于名位、职级、金钱、热闹的君子意度，我也欣赏他拒绝仿拟、拒绝复制、坚持个人化、独特化的艺术立场，我尤其欣赏他对一切自然态的花鸟画因子的生命关注——而“同乐”观的提出，只是他生命关注的一句宣言而已。
相比而言，今天的中国人活得更加自私、更加旁若无人了。人与人尚且如此，何况对待花鸟？所以，尹成爱花鸟、爱山水，又于绘事外显见了超越艺术的画外之韵。这是一个人生修为的道德命题，我无权强求中国的艺术家们都作理性回归。我的参照系是孔子。当年，孔子看到齐国风俗皆急功好利，喜名夸诈，而鲁国风俗则重礼尊教，崇仁慕义，犹有先王之遗风；但鉴于人亡政息，即便鲁国已不能与周公之道相合，所以才作出了一个扭转风俗的设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结果呢，高尚者依然高尚，堕落者还是堕落，谁管他“先王之道”、“后王之道”？我本人无力倡大道、无心倡大道，只想提个醒：书有书道，画有画道，人有人道。各类人等，不论今时今地多风光，都要有一丝“遵道”之心方好！
归于艺术的“画道”，不是由权力部门决定的，她是由艺术发展的大势及规律决定的。而“道”的终极，定然是“人心”——书家、画家之心，百姓之心。
画画与观画都该是轻松的，那就让我们进入尹成先生的花鸟世界，去领略让人陶醉的花香鸟语吧。
2013年6月27日于彭城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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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尹成花鸟画的另类解读
田秉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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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成是我的“文友”。我在他的“画”之外，他在我的“文”之外。
人怕“见外”，“见外”就远了；而艺贵“见外”，“见外”才有清醒。
所以，厮守着这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外”的界域，我与尹成成了最无功利支撑、却是最有是非辩析的朋友。
孔子对于朋友，曾经依次提出了四“可”原则，即：“可与共学”，“可与适道”，“可与立”，“可与权”。孔子此语，或是对我与尹成友谊的鞭策。“可共学”、“可适道”、“可立”，都还好说，就是那个“权”字，因为易于被“修正”成“权变”或“权宜之计”等机会主义的东西，所以最难“可”到底。惟清醒于此，所以我们都还珍视原本的青涩且警戒后天的油滑。
相逢无客套，惟有说丹青。当尹成开诚布公地与我“衡文”的时候，我亦开诚布公地与他“衡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即便飘逸出几多茶香或酒香，我们的清醒与自信也未曾淡化。
在尹成的“宽斋”里，读他的新画，是我的一大快事。
捧着香茶，铺开画卷，花香鸟语遂借想象弥漫一室。
其大画，如《春姿终不污泥沙》、《花开时节》、《秋日出游图》等，多物华璀璨、气象浩然，有万花团簇、虫鸟自在之象；其小幅，如《露红烟紫不胜娇》、《古木春生》、《醉春》等，则多突显特写、别开生面，有花鸟通灵、幽香浮动之韵。总之，当画家一一打开他的新作时，即如打开一扇通往无名幽谷或有名园囿的门径——名花名草，每现新美；寻常鸟虫，皆有新姿；目随景迁，色与时化，信笔点染，皆成惊艳。
这时，我点头的时候居多，他摇头的时候居多。我点头，不是面谀，多数情况是从尹成的画作里发现了新的因子；他摇头，不是矜持，多数情况是对新构图、新笔法、新点染还不能满意：“画，是要拿给别人看的。一人作画，十、百、千人欣赏，其中的‘火眼金睛’能少吗？所以，画好了是‘献美’，画不好是‘献丑’啊！”
沉静下来，我理解并赞赏尹成对创作的“自我苛求”。天目开处，人妖现形；众口铄金，铅锡俱化。因而，愈是清醒的画者，愈会在推出新作品之前怀有恐惧之心。
心怀恐惧，复心怀向往，尹成痴痴于咫尺天地的鹰飞鱼跃、花开鸟翔。而他笔下的花与鸟，亦越发有生机，越发有灵韵，越发具有程式化的仿拟所永远达不到的高扬气象。问其志，则曰：“但求与花鸟同乐也！”
“与花鸟同乐”，这说法新鲜而富有人文色彩。
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曾经提出“与民同乐”的理想。那是儒家圣贤发之仁爱而对权力者的告诫。
“同乐”之说，谈何容易？
捕鸟者不能与鸟“同乐”，折花者不能与花“同乐”，固是明证；就一般人而言，谁又注意到花有花梦、鸟有鸟忧呢？尹成的奇绝，是他在于纸面上渲染花鸟之前的观察阶段，即力图打通人与花鸟的主客之界——观花则化身为花，观鸟则化身为鸟，涵泳其间，几乎忘却何者为花鸟、何者为我身。而当他真的进入创作时，便将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深层理解，一一以类乎“自叙”的表白，铺展为丹青之乐、丹青之舞。
这有些“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况味。不知蝶为幻、还是我为幻。
于是，原本带有“写生”韵味的创作，突然变成了主观的“抒情”；写“物”，则一变而为写“我”。故创作完毕，尹成每每如释重负，掷笔于案，浩然而叹：痛快！痛快！
我知道，这是一种灵魂飞度的角色转换。远远超出今人所说的“换位思考”。此后，那原本属于自然物种的花鸟，当其在尹成的画幅上转化为另一种存在形态，则花开更鲜艳、鸟鸣更悠扬；她们似乎在以新的生机和美艳来宣示自己的永恒存在。《古木春生》中的那只鹩哥，自在于山林、自鸣于山林，我知道她比城市中的蓝领、白领都要自由而幸福；《露红烟紫不胜娇》中的花与蝶，则以瞬间的依存，演绎着永恒的和谐。细细品味着尹成的画，我渐渐有所领悟：花鸟画或山水画创作，原本就是画家的生命投影或生命创世。当花鸟、山水被画家摄入画幅，这花鸟、山水即借着“人化”了的色、香呈现着固化的峥嵘。因而，这花鸟或山水的物象峥嵘，体现的是人的生命峥嵘；这花鸟或山水的艺术情韵，体现的是人的生活情韵。在这个层面上观画，则不论花鸟画、还是山水画，又都可以理解为是画家“精神”的“彩超”。
“观画”即是“观人”！
知此，绘画者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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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尹成还不是中国画坛的“大家”，但却是中国画坛难得的“醒者”。最低的基线，是尹成守卫着做人的良知和审美的良知。先是不糊弄自己，再是不糊弄百姓，一笔一划，都是我写天地、我写花鸟、我写山水、我写我心……
于是，尹成表现了他在中国画坛的“个别”。我既欣赏他疏离于名位、职级、金钱、热闹的君子意度，我也欣赏他拒绝仿拟、拒绝复制、坚持个人化、独特化的艺术立场，我尤其欣赏他对一切自然态的花鸟画因子的生命关注——而“同乐”观的提出，只是他生命关注的一句宣言而已。
相比而言，今天的中国人活得更加自私、更加旁若无人了。人与人尚且如此，何况对待花鸟？所以，尹成爱花鸟、爱山水，又于绘事外显见了超越艺术的画外之韵。这是一个人生修为的道德命题，我无权强求中国的艺术家们都作理性回归。我的参照系是孔子。当年，孔子看到齐国风俗皆急功好利，喜名夸诈，而鲁国风俗则重礼尊教，崇仁慕义，犹有先王之遗风；但鉴于人亡政息，即便鲁国已不能与周公之道相合，所以才作出了一个扭转风俗的设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结果呢，高尚者依然高尚，堕落者还是堕落，谁管他“先王之道”、“后王之道”？我本人无力倡大道、无心倡大道，只想提个醒：书有书道，画有画道，人有人道。各类人等，不论今时今地多风光，都要有一丝“遵道”之心方好！
归于艺术的“画道”，不是由权力部门决定的，她是由艺术发展的大势及规律决定的。而“道”的终极，定然是“人心”——书家、画家之心，百姓之心。
画画与观画都该是轻松的，那就让我们进入尹成先生的花鸟世界，去领略让人陶醉的花香鸟语吧。
2013年6月27日于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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