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六篇:我当了打字员

男子骑着白马返乡过年,历经了八千里风雪,终于从新疆回到重庆

这六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不久之后,郝部长就调到衡阳地委工作去了。1954年的春天,我也调到了省供销合作社衡阳专区办事处。
  
  去办事处报到时,接待我的是干部科长姚萍,也是一位南下女同志。她笑眯眯地对我说:“过去咱办事处没有打字员,打文件都是请地区财委帮忙。现在组织上准备让你当打字员。”过去在县里,我只是见到过人们用铁笔、蜡纸在钢板上刻写文件,再用油印机来印,这“打字”还是头一回听到。我回答说:“我不会打字。”科长笑着说:“不会打没有关系,现在我就先带你到财委去看看。”
  
  地区财委与我们办事处同在一个大院里,几分钟就走到了。只见一间房子门框上挂着“打字室”的小木牌子,里面传出一阵“卡嚓、卡嚓”的声音。姚科长轻轻敲了敲门,一个女子的声音应道:“请进。”我跟着科长进到房里,只见一个年轻女同志坐在一架小机器旁边,机器上有一个圆圆的滚筒,上面卷着一张深蓝色的纸,后来我知道了那就是打字蜡纸,纸上还显现出一行行竖排着的汉字。上方是一个放文稿的铁架子,机器下方是一个长方形的字盘。那女同志右手握住打字锤的手柄,左手移动字盘,抬头看看文件,低头看着字盘,“卡嚓卡嚓”正在打字。见科长进来了,女同志停下工作准备站起来。科长赶忙摆摆手,笑着对她说:“小戴,别起来,别起来。”然后又用手指着我说:“这就是我们新调来的打字员小王。今天也算是来拜见你这位师傅。好了,我们看看就走。你忙吧。”然后科长轻声地对我说:“这就是打字,你好好看看吧。”我只是觉得那小机器挺好玩,便轻轻回答道:“看好了。”然后跟着科长,转身走了出来。
  
  跟着科长回到她的办公室,科长问我:“小王,感觉怎么样?”我回答:“那小机器挺好玩。”科长听后莞尔一笑,说:“打字工作要求细心,可不能贪玩。”见我低头不语,她又问:“那你是愿意当打字员了?”我说:“愿意。”科长说:“这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打字工作经常要加班加点,你得有思想准备。还有就是打字工作关系到国家机密,一定要注意保密。”
  
  听她讲“加班加点”,我觉得那不过是“小菜一碟”。1953年西渡发洪水,我和李秘书自告奋勇看守房屋,我硬是两天三晚没合眼。但是“保密”那两个字,却好比是唐僧念的“金箍咒”,一下子就让我记起了自己头上那一顶“地主+官僚”的大帽子,我的头好像也立即被一只无形的铁箍给套紧了。我说:“科长,加班加点我不怕,但我的家庭成分不好,53年参军政审不合格,哪里有资格干这保密工作?您还是另外给我分配一个工作吧。”我刚说完,科长说:“你的情况组织上都考虑过了。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本人历史清楚,组织上相信你。好了,要是没有其他的意见,工作就这样定了。”就这样,我这个1953年参军政审不合格的“另类人”,过了一年多,竟然又干起了在那个年代很有一点“机密”色彩的打字员工作。
  
  正式上班的那一天,办公室的李玉梅科长带我走进给我准备的打字室,只见那位小戴师傅早就坐在里面了。科长笑着说:“戴老师,徒弟给你带来了。全拜托你了。我还有个会,先走了。”
  
  小屋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人。那小戴还真的端起了老师的架子,“当仁不让”地坐在小屋里唯一的一把木椅子上,问我:“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初中一年。”又问:“语文程度怎么样?”我说:“在县里,我给新湖南报投过三次稿,可惜只登过一篇。”听了我的回答,她的目光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一闪而过的惊诧和怀疑。这时候戴老师不再提问,而是开始给我“上课”了。她先给我教了如何装蜡纸,如何用字锤将字卡住再打到蜡纸上面去。字打错了如何用修正液来改正……教完这些,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用老师对学生说话的口吻对我说:“好了,上午的课就上到这里吧。自己好好练习练习,下午我们接着学。”她转身走了出去。我也就按照她教的方法,慢慢地,卡嚓、卡嚓打起字来。
  
  中午吃过饭,我早早地来到打字室,继续上午的练习。上班时,戴老师手里拿着一张纸,走了进来对我说:“别看你现在不熟练,过不了几天就能掌握机子了。只是这新买来的打字机,常用和备用的字加起来有好几千个,都是像字典一样按部首排放的,分别装在常用字盘和三个备用字盒里,可是我们平时打字,各个单位都有好多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专用字和常用字,所以常用字盘都要自己重新排。”接着,她将那张纸递给我,说:“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常用字表,你先好好熟悉熟悉,然后我再来教你排字。”戴老师走了。我拿起那字表一看,主要是按词和词组排列的。我心想,将字盘里的字都倒出来,再按照字表,将它们一个个地排上去不就行了?刚好打字室里有一个搪瓷洗手盆,我将新字盘里的字“哗啦”一声全都倒进了盆子。刚才还是整整齐齐的一盘字,顿时变成了一个七横八竖的乱字堆。正在这时候,戴老师手里拿着一个旧字盘走了进来。只听她大喝一声:“谁让你将字都倒进脸盆里去?现在看你怎么来收场!”我低着头,没有搭理她。戴老师火气更大了,大声说:“喂,你哑巴了?你不吭声,那好,你就自己慢慢去排吧。”丢下这句话,她掉头气冲冲地走了。我心想,好你个黄毛丫头,火气这么大。离了你,我就不相信对付不了这个小小字盘。可她离开打字室不久,我就觉得,戴老师批评得确实有道理。两千多个常用的小铅字,要一个一个从盆子里捡起来,先在常用字表上找到它的位置,然后再在空字盘上找到它的相应位置,最后才能够排上去。我被那些反写的繁体小铅字弄得眼花缭乱,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也没有能给几个字找到“家”。这可要多久才能将这一大盆子铅字全部排好呀?
  
  但事已至此,我也只好横下一条心,开晚饭时跑到食堂去买了几个馒头,再提来一大壶开水,将自己关在打字室里排字。饿了就着凉开水啃几口冷馒头;啃完了馒头接着再排字。夜里实在太困了,就在桌子边上爬着眯一会儿,醒来又接着干。整整一夜又一天,总算将那该死的字盘排好了。那天下午快要下班时,李科长走了进来。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低头不敢看她。科长好像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问:“小王,字排好了?”我轻轻答道:“好了。”科长笑着说:“抬起头来让我看看。”我不情愿地抬了抬头,科长说:“加了一天一夜的班,你看看,眼睛都成了一对红灯笼。走,快回去睡觉,明天放你半天假。”见我还站在那儿没动身,她又笑着加了一句:“这股子牛脾气还真有点像我那在山西的小弟弟,挺招人喜欢的。好好干,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打字员。”
  
  没想到还真是因祸得福。一天一夜,我将那字盘数过来又数过去,硬是将它数“熟”了。一开始正式工作,好多字的位置早就牢记在了心里。我很快就能够独立工作了,不久打字速度还超过了戴咏兰老师。
  
  我就这样子当了将近两年的打字员。那个年代的打字机,跟现在用电脑输入汉字完全不一样。打字时,先要看好稿子上的一句话,快速地将它牢记在心里,再在字盘上快速地找到每一个字,将字锤移过去,卡住那个字,再打到纸上去。小小打字室,不仅是我的工作室,也成了我学习语文知识和写作的好课堂。
  
  1955年,中央办公厅的打字员王家龙每小时打字3700多个,成为了全国打字员的标兵,他还来到当时中南行政区的武汉作过表演。各地的打字员开展了向王家龙同志学习的活动。王家龙打字法的核心就是两句话:一是看稿不占用打字时间;二是打字时两动(卡字和打字)合一。后来衡阳地区组织地直各单位的打字员比武,我取得了每小时打字2950个,误差率千分之2•5的好成绩,有生以来头一次得到了一张小奖状。一次地区召开财经工作会议,戴老师忙得招架不住了,求李科长让我过去给她帮忙,我还受到了地区财委陈主任的口头表扬。在1955年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时,我竟然也领到了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士与兵证书”的小红本本。李科长拿着我的那个小红本,在手里掂量了又掂量,再抬起头来看看我,笑眯眯地说:“小王,好好干,再提上一级,下次就可以拿预备役军官证了。”(那时候,行政22级算是军队的副排级)。那个晚上,我回到宿舍,将小红本放在枕头边,不知道多少次拿起来又放下,看了又看,半夜了也不准与我同住一室的小赵关灯。小赵说:“小王,求你再别看了。你再看,也不能从那小本本里看出一支枪来呀。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呀?”我心想,小赵呀小赵,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呀,在你眼里,这小红本就只是一个小红本,但对于我来说,它可是意味着我这个“另类”人,如今总算是看到了一点点做“正常”人的希望了呀。
  
  只是在体检时,我发现自己那1•5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了零点几。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近视是因为眼球变长,屈光不正而造成的。我就想当然地找来两坨棉花,每晚睡觉前将棉花坨坨用绳子紧紧地绑在眼睛上。我还天真地想,每天用棉花坨紧紧地压住眼睛,眼球该会变短一些吧。可事实证明,一点用处也没有。
  
  

二分之一加六分之一加十二分之一加二十分之一加三十分之一加四十分之一加五十六分之一加七十二分之一加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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